腐败已经发展成一种全球化的犯罪行为，国际社会必须携起手来，联合打击腐败犯罪。这是9月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澳门厅举行的世界法律大会“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专题研讨会上与会者的共识。来自美国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市的本杰明·格里非斯律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储槐植教授作为专题主席、共同主席共同主持了会议。五位专题发言人依次作了发言。
马克昌：中国反腐败的国际合作
为了使外逃贪官受到应有的制裁，中国非常重视刑事案件的国际合作。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昌说，中国在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合作方面已采取了一些措施：
从１９８７年９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中国与波兰、蒙古、罗马尼亚等４１个国家签订了４４个司法协助的协定或条约。这些协定或条约，主要是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正是根据这些协定或条约，中国将逃往国外的贪官押解回国，赃款也得以归还。
为了加强惩罚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国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８日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并先后同泰国、白俄罗斯、俄罗斯等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自引渡条约签订以来，部分逃离中国的涉嫌腐败犯罪的嫌疑人，被引渡回国。
同时我国加强了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至今为止，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报已达８００多份。
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将会对中国刑事实体法、程序法以及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马克昌教授指出，为了国内法与公约相协调，国内法与公约有关的规定应作相应的修改。
理查德·布兰姆：沟通、信任、谅解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
美国世界法学家协会通过法律实现和平中心副主席理查德·布兰姆认为，只有通过沟通取得相互信任以及谅解，才能使反腐败的国际合作顺利地开展下去。
理查德·布兰姆在发言中从历史、文化、道德、社会等多个角度阐述了腐败产生的根源，认为腐败是一个受经济、政治、税收、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影响的问题。在投入资源、财力，完善法律、教育，进行有效监控等多方面努力下，腐败行为会得到有效的控制并显著地减少。
理查德·布兰姆认为，国际间的反腐败合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只有通过沟通取得相互信任以及谅解，才能使反腐败的国际合作顺利地开展下去。
索维东：以司法合作推动国际反腐
对如何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吉林省检察院检察长索维东认为，只有树立国际合作理念，才能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更好地开展。
他认为，首先要以司法合作推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要加强交流与磋商。要强化措施，增强司法合作，有效打击腐败犯罪。同时强化预防腐败措施。
其次，注意非刑事手段的法治化。因各国法律的不同，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容易引发分歧，那么就需要在各方可接受的底线基础上寻求法治化解决手段。如在民事救济、损害赔偿、诚信评价等方面应当尽可能地达成共识，扫清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障碍。这往往涉及到非刑事手段的法治化问题，各国反腐败规则的趋同化，将利于规范反腐败规则，落实反腐败的法律规定，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有力打击腐败犯罪。
索维东认为，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还要加强反腐败文化交流，构建共通的反腐败话语平台。这既包括反腐败经验的共享、反腐败对策措施的研究，也包括反腐败情报资料的通报与传递、反腐败工作人员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与交流、反腐败刑事调查与检控的办理等诸多方面，既可是官方的交流，也可是民间的交流，以进一步增进了解，求同存异，扩大合作，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深入发展。
王建明：遏制腐败需建全球合作机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局长王建明表示，从全球视野看，由于跨国腐败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实施犯罪的手段层出不穷，一个国家原有的法律机制对腐败犯罪出现的这种新趋势已越来越难以应付，以致弱化了国家对这些腐败犯罪的控制力。
他说，有的犯罪分子利用一国同另一国没有建立引渡条约，从本国逃往另一国，从而逃避原所在国的法律制裁，严重损害了原所在国法律的权威性。这些过去没有或者未曾遇到的刑事司法问题，正在促使各国更新司法观念，采取新的立法和司法对策等措施并进一步加强合作。
目前，中国已签订了近１００部惩治国际犯罪的多边国际公约。但是，王建明表示，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呈现易发多发的态势，需要进一步加强同国际社会的合作。
对于反腐败的国际合作展望，王建明表示，各国政府应当将打击、预防和控制跨国腐败犯罪列入和平安全的重要议题，制定行动计划，建立腐败犯罪数据和情报交换机制，及时有效地掌握和控制腐败犯罪动向以及犯罪分子的外逃现象和多渠道、多形式的正式或非正式途径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
他强调，打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全球性合作机制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国际社会共同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法律框架，但其效能的切实发挥还有待于缔约国通过双边条约或在国内法中对公约规定的内容加以落实。
美国IFES组织主席科斯·汉德森也作了精彩发言。
专题主席本杰明·格里非斯做总结发言时说，“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专题研讨会举办得非常成功，为大家提供了共通的反腐败话语平台。研讨会必定会推动各国国内的法制建设，促进国际间反腐败的进一步合作。（本报记者 王 霞）
编织国际反腐法网
———访“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专题中方主席储槐植
在全球化趋势下，编织反腐败的恢恢法网离不开国际合作。在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是其中一个热点话题。“在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做好国内反腐工作的前提下，反腐败要加强国际合作。”该专题的中方主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储槐植在大会期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腐败已经打破了国界，呈现出有组织、跨国化的趋势。腐败已不再是局部的犯罪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关起国门反腐败是行不通的。要想提高反腐成效，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今年初，中央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建立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和涉外资金返还等方面的反腐国际合作机制”。这表明国内反腐败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走出国门，外逃贪官们将在全球范围内遭到围堵。但是，“首先加强国内的反腐败工作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前提”，储槐植指出。
在谈到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认识时，储槐植用“任重道远”四个字来形容。近年来我国依法查办了一批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的大案要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严峻。储槐植指出，反腐败要完善预防机制。目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各国提出了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一些基本要求，其核心在于“预防和惩治”，其中预防又是基础性的。
基于此，世界各国反腐败都建立在“严打不如严管”的认识上。储槐植说，各方面管理措施到位，让想腐败的人没有机会腐败，这是防止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出发点。
储槐植认为，我国反腐败制度建设首先急需填补立法空白。今年初我国通过《公务员法》，规范公职人员的基本法，对公务员提出9项义务、16项受惩戒的行为规定，比较具体。但是，还应有许多配套立法需要完善，比如应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方便公众对公务员的财产公开查询等。
而在反腐败专门立法方面，我国的相关法律还需要完善。我国在修订《刑法》时，贪污贿赂罪被单独列为第八章，成为我国反腐败的主要法律依据，而《刑法》关于受贿罪方面有明显漏洞，仅仅对典型的权钱交易行为加以惩罚，变相的权钱交易如感情投资、长线钓鱼等行贿受贿尚没有法律约束。储槐植说，在国外，这些不典型的行贿受贿行为既不是受贿的未遂，也不是受贿预备，而是受贿既遂。储槐植指出，目前我们要严密刑事法网。另外，一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无法真正给司法实践予以有效地指导。
储槐植特别指出，除了制度和法律保障外，教育对于预防腐败也至关重要。要通过教育增强公职人员的服务意识，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还要通过法制宣传增强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对一些腐败现象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
当前，反腐败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2003年，第58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对于加强反腐败的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在加强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方面，储槐植说，我们急需做的工作就是要与有关国家签订国际司法协助协定。目前，与我国签订国际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只有40多个，其中也以中小国家和地区居多。我国目前还没有与美国、日本及多数欧洲国家签订国际司法协助协定。
反腐败的国际合作领域涉及到多个方面，比如各国互通信息，犯罪嫌疑人的遣返、移送，司法文书的送达，犯罪资产的追回，罪犯刑罚的执行等。储槐植说，本届世界法律大会将“反腐败的国际合作”设为一个专题，对促进各国法律界、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交流，加强各国执法合作、司法协助、预防和控制腐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廉政报道网）
